专访 | 王振良:建设当代书院 守望文化家园

时间:2019-12-01 08:00:01 来源:黑龙江晨网 当前位置:美美的故事了也 > 游戏 > 手机阅读


建设当代书院  守望文化家园

 ——访天津问津书院理事长王振良 

 

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支奇葩,在知识传播、著作出版、学术交流和人才培育方面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天津问津书院肇始于乾隆十六年(1851),光绪二十六年(1900)毁于八国联军炮火。它是津沽历史上建筑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社会影响最盛的民办教育机构,曾是文人名士读书聚会的重要场所和天津雅文化中心。2013年复建的问津书院以“追寻津沽记忆,守望文化家园”为宗旨,以“读懂天津,留住乡愁”为目标,积极推动天津历史文化资源的抢救、保护、挖掘与宣传。2014年,书院被天津市新闻出版局授予“示范津城书吧”和“我心中最美的独立书店”称号;2015年,被中国阅读学研究会授予“华夏书香地标”称号;2018年4月,问津书院和书院理事长王振良先生,分获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全民阅读优秀推广机构”和“全民阅读优秀推广人”称号。经过五年多的发展,问津书院目前已成为天津市重要的文化地标,在建设书香城市、传承天津文脉、培育津城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笔者2018年12月实地调研问津书院并专访了王振良理事长。在谈到问津书院的现在与未来时,王振良谦虚而坚定地说:“我们的成绩来自各方共同努力,我们的宗旨依然是传播天津文化,我们的目标是把书院做得更好更强。”


 


王振良理事长接受杜华伟女士的专访


以下为采访实录:


杜华伟(以下简称杜):王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访谈!问津书院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今天想请您谈谈问津书院在推动乡土阅读、著作出版及当代书院发展方面的经验与感想。

王振良(以下简称王):谢谢杜老师的访谈。五年多来,问津书院在讲座论坛、著作出版及推动市民阅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也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借此机会分享出来,希望能对其他民间书院和民办刊物有所启发。


天津问津书院


杜:传统书院复建是发展当代书院的一条重要途径,先请您介绍一下历史上的问津书院和复建后的问津书院。

王:古代问津书院在今天的天津老城厢南门里,距鼓楼50米处,建于乾隆十六年(1751),毁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书院由当时大盐商査为义献地、长芦盐运使卢见曾捐资建造,著名学者钱陈群为书院题写“学海堂”匾额。该额后来由李鸿章的老师、同治年间主讲书院的李铁梅补写。担任主讲的均为各地著名学者。书院正中为三间讲堂(即学海堂),前为大门,后为山长书室,四周环以64间学舍,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有900多平方米。

新问津书院筹设于2013年初,6月29日由著名学者冯骥才正式揭牌,匾额由津门文史前辈来新夏先生题写。书院致力于天津地方文化研究、交流和推广,通过一大批文化学者的共同努力,打造了“问津讲坛”、“问津文库”和“问津年会”等文化品牌,出版了大量天津文化论著,也带动了市民参与阅读、口述天津的热情。书院共分为三个部分:一楼书吧“双槐书屋”,各种藏书过万册,供市民免费阅览,不定期举办文化交流和阅读推广活动。二楼藏书室“雅雨堂”,存有各类文献图书逾5000册,全部来自社会捐赠。三楼报告厅“学海堂”,是书院举办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成立近六年来,问津书院共举办“问津讲坛”60期,“海河名家读书讲堂”31期,问津学术年会5届(第6届马上举办),编印了《问津》、《开卷》、《参差》和《品报》四种内部交流资料以及《问津文库》和《天津文献集成》等著作,举办了十余场天津历史人物学术讨论会及座谈会、纪念会等。


问津书院出版的《天津文献集成》


冯骥才先生题写的《天津文献集成》


杜: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现代教育的反思和对传统文化需求的增加,当代书院在全国各地纷纷创立,每所书院都有自己的特色与个性。那么,您认为问津书院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王:首先,问津书院有明确的定位。无论是讲座还是年会,无论是大部头著作还是内部交流小册子,始终围绕天津文化展开。书院成立前,我主编的《天津记忆》已经做了五年多,总计印行130期,这其实是此后“问津文化”的滥觞。《天津记忆》是以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名义编印的交流资料,旨在实践团队“保护建筑遗产,记录历史变迁;探求地域文化,留住天津记忆;倡导城市美学,推动公众参与”的行动准则。正是那五年多形成的基本队伍和积累的运作经验,使问津书院能在成立后短短几年内取得进一步的成绩。书院定位于研究与传播天津文化,《问津》其实可以说是《天津记忆》的延续与提升。我们的问津系列不只看重学院派研究,同样注重民间学人的力量。书院附近住着一位天津文化的爱好者,经常来书院听讲座或看书,偶尔也能在报纸上发些小文章。后来在我们的鼓励支持下,他花整整两年时间采访书院附近居民,完成了《巷肆前尘:民间语境下的军民、团结、抗震、胜天四里巷》一书,已经列入《问津文库》的“汛海文丛”系列公开出版。这样的例子还有好几个。因为民间学者多是依靠个人兴趣在做事,所以他们非但不求物质的回报,而且这种民间研究更具独特视角和真实体验,并且所积累的口述史料,多是具有抢救性质的,是将来研究天津文化不可多得的参照。2016年6月8日,石家庄文史学者彭秀良在《来自民间的文化担当最可贵》一文中写道:天津问津书院邀请散落在民间的各类文化高手“各显神功”,“收获的不仅仅是一套书,而是民间文化力量的大聚合,将来或许会显现出更大的力量。从历史的视角观察,许多文化成果都是起源于民间,最后经过政府或其他途径的肯定与推介,才在历史上留下了显赫的名声,最终得以流传下来”。



问津书院一楼书吧里认真的读者


其次,问津书院直接关照市民的文化需求。建院之初就启动的“问津讲坛”,每月一次,每年十期(春节和12月各停一次),由民间学者与学院派专家交叉授课。讲座注重知识性、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结合, 内容涉及天津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海河名家读书讲堂”2018年3月启动,面向全国聘请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学者主讲,至今共举办31期。“海河名家读书讲堂”主题多样,内容丰富,深受读者欢迎。这些活动都是免费开放的,一楼的公益书吧也常年对外开放。每年12月底召开的“问津学术年会”,可以说是“问津讲坛”的延伸和拓展,平时讲座是一个人讲,年会则是大家一起讲。年会即将举办第六届,每届均有70位左右学者参会交流。年会并不要求专门写参会论文,但得提交一篇自己当年发表的文章,不会额外增加参会者的负担。为了方便大家把一年中最好的文章拿来交流,我们定在12月25日截稿,这时各种刊物最后一期也都正式发行了。因为并不限定主题,而是每个人各自研究领域的论文,所以覆盖面很宽,文化的,历史的,民俗的都有,学术年会如今已变成了问津书院的“春晚”,大家都很期待,也都很用心。

除了讲座和年会,书院还会定期举办各种主题研讨会、读书会和签售会等,将文化研究与文化普及有机结合。如2013年举办卢靖卢弼学术讨论会,2014年举办纪念华世奎150周年学术讨论会,2015年举办念章钰诞辰150周年学术讨论会,2016年举办金钺先生学术讨论会,2017年举办陈诵洛与天津文化学术讨论会,2018年举办山花烂漫——张仲民俗学研究学术讨论会。此外,书院还举办过周汝昌先生百年诞辰高端论坛、李瑞林与汉沽文化学术讨论会等,对前辈学者和当代学人给予了同样的重视。尤其是为潜心研究汉沽文化的市民李瑞林举办讨论会,应该说是对民间学人的一种特殊认可与支持,能够鼓励和带动更多民间力量加入热爱天津文化、研究天津文化和传播天津文化的行列。


第六届问津学术年会现场


再次,问津书院注重多次传播效应。讲座前会在报纸、微信公众号等媒体上发布消息,这是第一次传播。正式讲座时,听众或在现场听讲或之后通过网络收看,这是第二次传播,也是最关键的传播手段。现场听讲者还能获赠精心制作的带有讲座信息及书院LOGO的入场券,可以请主讲人签名留念,也可与主讲者互动交流;讲座之后的“问津学术沙龙”(冷餐会)上,主讲者还可以与天津学人就当天的主题深度交流。因为主讲者都是专家学者或民间学人,他们多有自己的公众号或者微博、微信、博客,拥有各自的粉丝,这些人会通过自己的平台记录、转载讲座情况,这又形成第三次传播。讲座结束后,问津书院公众号会刊发讲座时的照片,纸媒(我们先后与《渤海早报》、《每日新报》、《藏书报》合作过)还会深度采访主讲人,对论坛内容及主讲专家进行整版报道,放大讲课影响力,这是第四次传播。每年十场“问津讲坛”都会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比如“天津民俗”、“天津租界”、“郊区文化世家”等,转年十篇讲稿会结集出版,同时附上十篇专家采访稿,再请专业人士写一篇万字左右的“综述”,书名定为《三津谭往》。从2013年建院开始,我们一直坚持在做这件事,每年12月开年会时,大家都会收到上一年的讲稿集,这应该是第五次传播了。“海河名家读书讲堂”2018年刚刚启动,以后或许也会按照“问津讲坛”的模式进行推广。每年的“问津学术年会”论文,转年也会结集成一本书,叫做《九河寻真》。每年开年会时,大家也能收到上一年的论文集。我们专门请天津社科院的一位老师来写综述,这基本相当于天津历史文化年度研究的综述了。问津书院的这种多次传播模式,是其他同类公共文化机构很难做到的。


问津书院出版的《三津谭往》


问津书院出版的《九河寻真》


最后,问津书院还有一个高效的管理模式。出资者李云飞先生是位有文化情怀的企业家,他提供资金与场地支持,参与书院建设但从不干预具体运营。而我作为理事长,只管好好运营书院。书院要搞活动时,如果资金需求较多,我会拿出成熟方案直接向李云飞先生汇报,无需经过繁琐的讨论研究审批,这就大大提高了决策速度与实施效率。


杜:藏书、刻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功能之一,问津书院是一座在出版方面卓有成绩的当代书院。请您重点介绍一下《问津文库》。

王:《问津文库》是书院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合作推出的系列丛书,包括《津沽名家诗文丛刊》、《津沽笔记史料丛刊》、《津沽文化研究集刊》、《通俗文学研究集刊》、《天津记忆》、《名人与天津》、《三津谭往》和《九河寻真》等多个子系列丛书,目前已正式出版近八十种。《问津文库》探索出了一种新型合作出版模式。

从公益角度讲,四个合作方都是奉献者:书院提供排版和印刷经费,出版社提供统一书号和三级审校,作者提供稿件放弃稿费,主编无偿组织协调和编校稿件。从世俗角度讲,四个合作方又都是受益者:书院成果看得见、摸得着,既营建了企业文化氛围,也提升了社会认知度;出版社快速打造出文化品牌,短期内经济效益可能不高,但社会效益乃至政治效益极好;天津地方文化类书稿,长时间以来备受冷落,要出版大都要走自费渠道,纳入文库能不花钱就公开出版,同时作者还获赠100部样书,实际上相当于以书代酬;而作为主编者,显然可以通过策划组织大型丛书出版来提升社会影响力。其实综合来看,受益最大的还是作者(尤其是初次出书的作者)。这种四方合作模式,不但解决了作者出版难的问题,而且“问津文库”的整体包装推广(如每年正月初五集体签售,正式报刊发表书评,各类书展的海报广告,部分图书还与讲座、研讨会等配合),对作者的社会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提升都大有好处。《问津文库》在天津的影响已经初步形成,目前稿源十分充足,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升。


杜:《问津文库》的运行是一种有效探索,能够为当代书院提供借鉴与参考。接下来,请您介绍一下问津书院其他出版物。

王:除了《问津文库》之外,书院还刊印过四种内部资料性刊物——《问津》、《开卷》、《品报》和《参差》。这些刊物在各自的领域,多已成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

《问津》杂志自2013年1月起,每月印行一期,内容主要围绕天津历史、文化、民俗等展开,汇集保存了大量天津学人的研究成果,截至目前已印行近七十期。《问津》继承了此前我主编的“小白本”——《天津记忆》的传统,但在重要性和学术性上又有一定提升。因《问津》杂志用黄牛皮纸做封面,也被朋友们称为“小黄本”。《问津》每期封面都印有英文“探索天津”,这其实与书院“读懂天津,留住乡愁”的宗旨十分契合。


问津书院出版的《问津》杂志


《开卷》由南京开卷书坊编印,在读书界是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刊物,已走过十八年的历程。2014年1月开始与问津书院合作,每月印行一期。2014年10月,由《开卷》杂志策划《问津文库·开卷闲书坊》(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在京首发。截至目前,《开卷文丛》、《开卷书坊》和《开卷闲书坊》等“开卷”系列丛书,已出版发行百余种。

2014年1月起,书院接编电子版内部交流资料——《品报》,每季推出一期,主要发表和转载关于民国北派通俗文学的文章,在通俗小说研究者和爱好者中有相当影响力。《品报》2010年元旦创刊,最初托名虚拟的民国通俗小说研究馆编。2013年改为季刊,同时改署天津市文学编辑学会编。2014年起由问津书院接编,其合作形式是几位编者共同写稿、约稿和搜稿(从网络上检索适合转发的稿件),成为展示民国通俗文学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以此为基础编过《品报学丛》四辑正式出版。因为几位编者杂务太多,这个电子刊2016年底停编。

《参差》创办于2015年,属于专业化小众读物,关注的仅仅是毛边书,由问津书院与被誉为“国内毛边书研究第一人”的沈文冲先生合作,目前为半年刊。本刊物由沈文冲先生负责约稿、编辑等事宜,我负责排定版面,印刷费用由问津书院负担。《参差》目前印行了6期。现在计划以此为基础编辑《参差文丛》并正式出版。


杜:您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了“乡土阅读”,请您对这一概念做简单介绍。

王:所谓乡土阅读其实就是阅读乡土,对于天津来说就是阅读天津。我们期待通过问津书院的努力,让更多的人“读懂天津”。乡土阅读首先是阅读推广,只不过推广的内容全部是天津地方文化;乡土阅读必须有阅读的对象,这就离不开对天津地方文化的挖掘,既能帮助人们“留住乡愁”,也可促进“讲好天津故事”;乡土阅读所涉及的天津传统文化,自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乃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通过这样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乡土阅读与目前国家层面推动的三大文化政策——阅读推广、留住乡愁(保护文化遗产)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都能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乡土阅读概念的提出、推广和实践,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乡土,植根乡土,从而建立起对乡土的热爱,最终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


杜:问津书院创办近六年来,一定有铁杆粉丝的故事,能否请您分享一点?

王:问津书院成立以来,已经培养了一批忠实听众,拥有了相当数量的铁杆粉丝。在书院团结的民间学人中,不少都与书院结下深厚缘分——基于与书院的种种机缘,有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有的文章第一次在报刊发表,有的著作通过书院第一次出版,还有的通过书院桥梁逐渐真正走上学术舞台……当然,很多民间学人本身学术基础或说天赋就好,只是通过在书院聆听讲座、阅读交流、参加活动,找到了各自的突破口。

我印象深刻的铁杆粉丝是曾庆丰老人。他早年因积劳成疾得了“风湿热”,接着两次车祸又使他患上脑栓塞,最后不得不提前退休。为了战胜病痛,只上过小学五年级的他开始“爬格子”。后来随着身体慢慢恢复,他学习的劲头越来越大,早期的问津讲坛他几乎从不缺席。只有一次因感冒咳嗽,他怕影响别人没来,后来还专门查到主讲人井振武先生住址,亲自上门去请教。这令井振武先生非常感动,专门给他一个人开了次“讲座”。曾老先生听讲座时,常常是笔记本、录音笔、手机、U盘等一应俱全。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怕脑子跟不上,所以准备得齐全些,记录得详细些,这样可以回去慢慢消化。曾老先生还把每期讲坛的内容汇编成册,让主讲人签名留作纪念。他说,自己每天行走在“追星”、编书、听讲座的路上,从不觉得辛苦,反而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状态,这让他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与感恩。


问津书院揭牌仪式


杜:古代书院除了发挥讲学论道、学派会讲的教育作用,也同样重视书院选址、书院建筑本身的教育意义。请您介绍一下书院的“问津十景”。

王:书院建筑、书院景点本身就是书院文化的一部分。重建后的天津问津书院,遴选出了“问津十景”。“十景”名称取自清代天津问津书院和新建问津书院的典故,包括梧庭水韵、槐屋芸香、集堂论道、学海谈玄、郁文呈艺、雅雨藏珍、轩台止月、楮墨传馨、竹间贮宝和梓里寻珠。这些命名醇正典雅,都有着各自的来历。与“十景”相关的书法、绘画、篆刻及版画、刻砖、刻竹、剪纸、笺谱、书签等文创产品已陆筹备制作,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借鉴和继承,也是对天津历史文化的一种探索与创新,还是问津书院走入公众视野的一种独特方式。随着“问津十景”品牌的社会知名度提升,问津书院也已被列入天津市河北区重要的文化旅游目的地。浓郁的学术氛围再配上优雅的自然环境,使问津书院成了天津市民读书学习的好去处。


杜:从您的网名“饱蠹鱼”就可以看出,您是一个非常爱书的人。请您分享一些自己与书、与书院的故事。

王:上小学时,我嗜书如命但却无书可读,所以但凡有文字的纸片,我都要认真地从头读到尾,包括街边的小广告、药品说明书等。到最后,甚至什么病要吃什么药我都很清楚了(笑)。每年春节前,母亲会从集市上买几斤旧报纸糊墙,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一下子有那么多报纸可看。为了不影响糊墙进度,我就每张报纸只看一面,等母亲贴到墙上后再看另一面。上高中时,我和同学就一起“办刊物”。到天津上大学后不停买书,有时为了节省开支,会把头发理得很短然后再留得很长,这样可以少理几次发而多买一本书。本科毕业时我的藏书有一千余册,等硕士毕业时已达三千余册。毕业做记者后仍然喜欢买书,这时网络开始兴起,我便转战到网上购书,成了最早的网购一族。

2003年时,我的藏书突破一万册。与此同时,为迎接天津建城600年(2004年),我受命编辑“图说天津600年”主题专栏,专载天津历史文化内容,这是我爱上天津历史文化之始。一年之后,我又受命撰写与天津小洋楼有关的文章,促使我最终成为天津历史文化的研究者。这些关于小洋楼的文章,后来整理成《荏苒芳华:洋楼背后的故事》于2014年出版。我觉得,对小洋楼进行身份确认,寻找小洋楼曾经的主人,不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环节,对研究相关人物、宣传天津文化也有很大意义。在长期实地考察与人物访谈工作中,我总结出了一套“三重证据法”,即一幢名人故居的确认,要经过相关联者的指认、文献资料的定位和实地考察的补充,亦即人证、书证和旁证的结合。这本书,对于天津历史建筑的文化探微做出了一些贡献,也为建筑史爱好者及业内人士提供了一定的考据成果。


王振良著:《荏苒芳华:洋楼背后的故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出版


2008年,我的藏书达到三万余册。这时,我开始与友人自掏腰包创办《天津记忆》,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我后来创办书院事业的开端。《天津记忆》虽只是32开的小册子,其实也很有特色。它以记述天津的人、事、文、物为主要内容,尽量挖掘搜求津门的往事陈迹,举凡先贤时彦、风土人情、语言物产无所不包。这吸引了更多读者了解本土故事,增进乡土感情,也使我拥有了更多研究天津文化的朋友与同道。

2013年,因为机缘巧合,我与李云飞先生一起创办了问津书院。书院就是围绕着书、围绕着读书人而开展活动的。在这里,我又创办了《问津》民刊,可以说是将《天津记忆》以新的形式延续了下来。在这里,能遇到更多的爱书人、读书人、写书人,大家一起读书聊天,品茶论道,非常开心。其实,书院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有一次我看到有个农民工在进书吧前,又跺脚,又搓手,又掸衣服,他对书和书吧的敬畏、对知识的那种渴望,真的让人很感动。还有一次,一家三代人——姥爷、母亲和孩子在书吧读书,碰巧被一位摄影师记录下来,他们三人拿书的姿势和阅读的神态竟然极为相似,这可以算作是文化的“遗传”吧。看到那一幕,你就会觉得这个书院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努力付出是有价值的。


杜:问津书院已经走过快六个年头,今年刚刚举办了五周年纪念活动。接下来的几年,您有什么新的打算?

王:问津书院成立以来,逐渐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民营企业家支持赞助,志愿者组织策划,参与者无偿付出,每一方的角色都是在发展中通过自觉“遴选”出来的,大家都在用心合作而不过分计较利益得失。其实早在书院成立之初,就已规划了八年的发展方向,按照近期(2013—2014)、中期(2015—2017)和长期(2018—2020)分步实施,而实际进展速度又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在总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问津书院未来会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继续讲座、年会等常规活动,这是回应广大市民文化需求的最直接、最便捷和最有价值的活动。二是进一步创新服务内容和方式,在注重学术性与系统性的同时,可以增强书院活动的趣味性和互动性,使服务人群能够更宽泛一些。三是加强与其他书院的交流合作。当代书院真正发展起来就是近十多年的时间,大家都还处在不断探索之中,加强交流合作能不断借鉴他人有效经验而少走弯路。四是继续发挥学院派与民间学者的力量。我们并不缺乏有学问的专家学者,但是我们缺乏肯下“笨”功夫的专家学者。民间史料的价值,主要在于发现,而这种“发现”恰恰需要些“笨”工夫。五是充分利用新媒体,继续做好多次传播,使更多人了解天津文化、热爱天津文化,使更多人了解书院教育、受益于书院教育。


杜:谢谢王老师接受访谈,希望问津书院在您的领导与管理下,沿着已有成绩继续努力,在传播天津文化、建设书香城市、推动当代书院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谢谢!

结  语

在采访过程中,王振良先生多次提到“做事一定要好玩,要善于发现故事”。他说:“所谓好玩,于个体应当有趣,于他人应当有益,于社会应当有用,只有这样的平台才有可能坚稳牢固,不受或者少受外界风浪影响。”是的,他的工作,他的生活,总是围绕故事而展开。当年关注城市建筑是因为“好玩”,挖掘天津历史是因为“好玩”,搞出版是因为“好玩”,写小洋楼的故事是因为“好玩”……现在,除了担任学校的教学工作,他仍花很多精力在问津书院的发展上,他依然觉得这是“好玩”的事,而并不是因为名或者利。也许,正是他的这份乐趣与坚持,才让他之前的所有积累都为问津书院发展奠定了基础,才让问津书院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取得丰硕的成果。从“问津讲坛”到“问津学术年会”,从《问津》杂志到《问津文库》再到《天津文献集成》,从《品报》到《开卷》和《参差》……问津书院为读书民刊发展,也为民办书院发展提供了借鉴范式。“追寻津沽记忆,守望文化家园”,这是问津书院不变的追求,也是王振良先生不变的追求。祝愿问津书院有更好的成绩!

2018年12月23日访谈记录

2019年1月23日整理完稿

 

访谈者杜华伟,哲学博士,兰州交通大学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书院文化与思想。

受访者王振良,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天津市问津书院理事长。

(注:本研究得到敦和基金会及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推出的《中国当代传统文化教育发展报告》课题赞助支持,部分文稿内容将作为课题成果于2019年4月出版。)

 

(本文转自凤凰网国学频道,作者杜华伟、王振良,责任编辑李志明,原题目为《创办不到六年却成绩斐然,这座民办书院成功的秘诀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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