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朱增勇:中国养猪适合发展大场模式还是家庭农场模式?

时间:2019-12-08 08:00:02 来源:经讯网 当前位置:美美的故事了也 > 文化 > 手机阅读


朱增勇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8年中国生猪产业受到二季度猪价快速下跌和8月份开始的非洲猪瘟疫情的冲击,但生猪龙头企业的扩张产能仍在继续释放,温氏股份生猪出栏量突破2200万头,牧原股份突破1100万头,前9大上市企业生猪出栏量合计4476万头,占2018年全国总出栏69,382万头的6.45%,如果按照2017年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32,000万头来计算,则占到了14%,相较2017年的10.8%提高了3.2个百分点。


2019年1月,黑龙江和江苏的两个超大规模猪场感染非洲猪瘟。在截至目前报道的104起非洲猪瘟疫情中,存栏万头以上猪场仅4家,存栏5000头以上猪场11家。虽然感染疫情的大型养殖场数量不多,但其合计存栏却占到了全部感染疫情猪场总存栏的81.6%。



超大规模场及大规模猪场感染疫情引起了产业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触发了到底是大型规模场还是家庭型农场更适合中国国情的讨论。在非洲猪瘟疫情冲击下,中国生猪产业经营模式未来将如何发展?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和调研经验,浅谈一下未来中国生猪养殖模式和主体结构的发展趋势。


总体而言,按照目前中国的自然资源条件,家庭型养殖场无论以前还是今后都依然适合中国国情并且是中国生猪养殖的绝对主体,也是最需要培养和变革的主体,大型养殖企业对产业引导、提升竞争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将长期共存,如何协同发展则是需要产业关注的问题。


养猪业是畜牧业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在没有有效的转产就业渠道之前,养猪仍然是广大农村居民重要的择业和致富渠道之一。但中国具有地广人多、资源禀赋差异性大、生猪养殖和猪肉消费区域性强等特点,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的养殖业规模化也将表现出自己独特的模式。


中国传统的养殖模式是庭院式养殖,在经过了饲料产业快速发展、几轮价格周期波动、金融资本大量进入等因素影响下,规模养殖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区域化特点显现——发达地区散养户率先退出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提速,而西南、西北等潜力增长区仍存在大量兼业型散养户。



当前共有三种主流模式并存:一种是大规模养殖龙头,类似美国的大型养殖场,如目前的温氏、牧原、天邦、正邦、雏鹰等,采用自繁自养或者自养+“农户代养”等方式,这部分产能占比不足10%;第二种是中小型的养殖企业,年出栏万头上下到几万头不等,占比在15%左右;第三种是作为养殖主力军的众多家庭养猪场,该模式与日本和欧洲类似,但养殖平均规模较小、出栏比重大,以外购种猪自繁自养为主,专业化育肥尚在发展中。


未来年出栏1000-5000头的家庭养殖户将会成为养殖主体,是中国猪肉最主要的供应商。从我国目前资源条件来看,家庭农场养殖最适合我国国情,只需2个家庭劳动力,或者雇佣少数工人即可。环保改造、组织化水平低、缺少融资渠道等则是影响其发展最主要的因素。



中国当前依然是以年出栏500头以下的养殖户为主,2017年这部分主体的出栏比重仍占到53.1%,未来这部分群体结构将会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小型和散养型养殖户数量将会加速下降,中型养殖户的规模和质量将提升。散养户和小规模户将会受市场波动和疫情影响加速退出市场,经过市场竞争生存下来的家庭养殖户规模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其中50-1000头出栏规模的比例将会明显缩小,年出栏50头以下的兼业型养殖户在一些地区则还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群体结构将发生变化,1000-5000头出栏(存栏规模500-2500头)将会成为主体且比重明显增加。2017年这部分群体的出栏占比仅为17.2%。


家庭型养殖户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养殖主体的升级换代。当前很多家庭型养殖户年龄偏大,猪场管理理念落后,市场研判全靠经验,例如很多小型家庭养殖户是兼业型的,调研中曾经遇到很多60岁以上老人养殖几十头猪,使用的玉米已经发霉但依然用作饲料,而很多成长型的企业以年轻人为主导,乐于接受新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乐于钻研,通过记录详细的生产数据,提升养殖效率。没有新一代的加入,家庭农场难以快速有效提升。


其次是现代化管理和生产意识的培养。特别是在非洲猪瘟疫情下,中小型养殖户需要培养和建立生物安全、食品安全意识。提升管理水平对防控和扑灭疫情尤其重要,而意识的培养甚至比技术的推广更重要,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是组织化水平仍比较低。当前市场缺乏能够为家庭型养殖场提供有效服务和利益连接的组织,很多养殖场还是单打独斗,因此缺乏市场话语权,特别是当前非洲猪瘟生猪调运政策下,需要培育有效的养殖合作组织来联合众多养殖场开展联防联控,与规模屠宰企业建立有效合作机制,打通生猪外销渠道。


规模企业是生猪行业的领军者,是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尽管依然存在些差距,中国的领先养殖企业如温氏、牧原等在PSY、MSY、饲料转化率等指标方面与欧美领先水平已经较为接近,继而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中国生猪产业竞争力整体水平的提升。这些企业有资金和技术实力,能够研发和快速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有效解决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同时也更能获得国家的政策性扶持。


猪肉作为大宗商品,在销售终端的价格差别不大,而大企业的优势在于提高养殖效率、降低成本,同时在终端有完善的产品流通渠道。其饲料原料成本具有规模效应,高质量的饲料能够加速生长、提高料肉比;机械化可摊销人工成本和费用,同时生物安全水平高,产品质量更有保证。随着产业整合,不少养猪企业也开始进军生猪屠宰加工,打造品牌猪肉,实施全产业链布局。



大规模猪场的重点是“质”而不是“量”。在感染非洲猪瘟问题上,我认为发生疫情的超大规模猪场的问题在于缺乏生物安全意识,其规模的提升并没有带来先进的管理机制和疫病防控意识的提升,规模大不等于质量高,这是值得整个生猪产业关注并思考的。那么大规模猪场到底适合不适合中国国情呢?应该说,大规模场具有产业引领作用,适合土地和饲料资源丰富、便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区域,同时大规模场的本质在于先进、高效和安全,在于质量提升而并非数量的简单增加。总体上看,我国国情并不适合大量建设超大型的猪场。


而对于家庭农场来说,其产能调整相对容易。受生猪调运政策影响,尽管受疫情影响的主产区生猪市场价格大幅下跌,自繁自养的家庭型养殖户的生产反而受影响相对较小。同时,对于环保政策下产能下降较快的销区来说,适度恢复符合当地环境要求的家庭型养殖户还有助于恢复生猪供给能力。


因此,家庭型生猪养殖场更适合中国国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适当数量的规模企业则是产业领头羊,两者并不对立,如何融合、共同发展才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应对非洲猪瘟需要生猪企业和不同类型家庭农场养殖户联合。截至2019年1月13日,全国非洲猪瘟疫情已达104起,涉及25个省。面对疫情风险,需要所有地区的养殖企业和养殖户联合,开展联防联控,切断传播路径,避免“各扫门前雪”的做法,进而提升整体的生物安全意识和防控水平。同时,在病猪扑杀补贴方面,建议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以减轻地方财政负担和心理压力,有利于及时发现、上报疫情并快速切断传播路径,并建立包含洗消中心在内的生物安全通道,减少疫病传播风险。此外,建议为中小家庭农场或者小型养殖企业提供免息或低息贷款,缓解猪价低迷造成的资金链紧张或者断裂风险,保障生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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